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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化早期第一位女共产党员

2009-03-27 08:53:00 来源:大理州妇联 阅读: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随着“五四”革命思想影响的深入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蒙化(当时辖巍山、南涧两县)一些在外求学、求业的有志青年开始接受革命思想,积极追求真理,追求进步,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先后在北京、南京、广州、昆明等地加入中国共产党,投身到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中。这一时期加入共产党的有徐克家、徐克峻、束克状(束嘉猷)、艾志诚(艾其国)、陈西美(陈丕昌)、徐克娴(徐克)、范绍文、陈庚雅等,其中徐克峻是蒙化历史上第一位女共产党员。

徐克峻一九0一年出生在蒙化县城(今巍山县城)一个地主家庭,父亲是清末北京京师大学堂毕业的学生,先后在成都、广州等地做官。徐克峻从小喜爱读书,可是在当时的封建、半封建社会里,由于受封建传统思想和封建礼教的束缚,女子读书是比较困难的,作为旧式家庭妇女的母亲就不同意她读书。后来在开明父亲的影响和支持下,家里请先生办了私塾让她读书。一九一七年,徐克峻进入本县的女子师范讲习所学习,在学习文化知识的同时,开始读一些进步的书籍。这些书籍是由她堂弟徐克家寄回家的,当时徐克家在昆明市工业学校读书。这所学校是受“五四”运动影响较深的一所学校,而徐克家又是当时学校里思想进步的学生。徐克峻读了这些进步的书籍,思想上受到了很大的启发。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在新文化运动思潮的影响下,妇女要求解放的呼声也日益高涨,许多进步的女青年开始萌发反封建的思想。一九二一年,徐克峻带领其胞妹徐克娴,毅然离开封建家庭,来到了昆明,考入了省立女子师范学校第七班。一九二五年,上海发生了“五卅”惨案,徐克峻和其他同学一道,积极参加云南省昆明学生联合会,组织学生声援“五卅”运动,反对英、日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成立了“五卅惨案后援会”。徐克峻是学校学生会主席,她号召全校同学组织起来,到街上游行示威,还公开组织了以反帝反封建为主题的较大规模的游艺会,声援“五卅”惨案中受害的工人同志,同时与上海学联派回云南的代表张永和联系,将游艺会所募集的三千多元款项汇往上海支援“五卅”惨案受害同胞。一九二五年冬,徐克峻从学校毕业后在昆明市立小学任教。一九二六年夏,徐克峻离开云南到广州参加革命。到广州后,徐克峻进了广州“妇女运动讲习所”。讲习所的所长是何香凝,教育主任是蔡畅,教员中有邓颖超等。徐克峻在讲习所几个月的学习中,接受了更多的革命思想、革命理论,思想进步很快,阶级觉悟不断提高,不久便参加了学校进步的左派群众组织,成为一名积极热情且有较强政治活动能力的组织成员。下半年,徐克峻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一九二七年初,徐克峻被党组织派往武汉国民党(左派)妇女部工作。年内,继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武汉的汪精卫也发动“七·一五”事变,公开叛变革命,党组织的工作被迫转入地下。年底,党组织又派徐克峻到上海,在地下党领导的总工会任秘书,她的公开职业是纱厂女工。不久,她又被调往地下党中央领导机关上海闸北区工作,任机关秘书。由于蒋介石对上海地下党机关的破坏,徐克峻又从上海到北京、东北等地,仍任地下党机关的秘书。这个时期地下党机关的领导人有刘少奇及林仲丹(张浩)。一九三0年上半年,徐克峻与中央候补委员、工会负责人林仲丹在东北结了婚,于“九·一八”事变前生了一个女孩。后因叛徒出卖,林仲丹被捕入狱,经地下党设法营救方得以出狱。出狱后,党组织让林仲丹和徐克峻带着孩子离开东北,又回到上海闸北区,再次参加了地下党中央机关的工作,徐克峻仍任机关秘书。一九三二年,由于叛徒出卖,徐克峻被捕入狱,经党组织和一九二七年入党的胞妹徐克娴的极力营救才被保释出狱。出狱后,徐克峻被调往北京,在党的地下机关———北方局任秘书,而林仲丹则被派往苏联,在中国共产党驻莫斯科的机关工作。

一九三四年春,党组织决定让徐克峻带着孩子到苏联。到苏联后,他们结束了奔波飘泊的生活,一家人得以幸福团聚。可是好景不长,同年党组织又让林仲丹回国。林回国后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于一九三七年担任延安职工大学校长。林因患病,于一九四二年在陕北病逝。

林回国后,徐克峻在苏联经历了许多悲惨的遭遇。当时中国共产党驻第三国际代表团成员康生,以第三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代表人的资格,出面审查了徐克峻,以她是地主家庭出身、有封建残余思想和得不到党的信任为由,将她送进莫斯科纺纱厂进行“劳动改造”,并停止其党籍。一九三六年,苏联肃反运动开始,徐克峻又从工厂被送到苏联的北纬六十五度以北的北乌拉尔山———一个最寒冷的地方参加伐木队工作。在伐木队的十多年时间里,她吃尽了非人的苦头,历尽了难以想象的磨难,身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一九四八年,徐克峻鼓起勇气,将自己在苏联的悲惨遭遇详细地写成一个报告,寄给苏联最高领导人斯大林。三天后事情有了着落,斯大林通知有关方面将她从伐木队调回莫斯科纱厂。但是由于在伐木队期间受尽了折磨和摧残,调回纱厂后她已体弱多病,丧失了劳动能力。厂方为了照顾她,将她分配去做看守工厂大门的工作。一九四九年十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这时,徐克娴给全国妇联主席蔡畅和中央组织部干部处处长帅孟奇去信,希望组织上能帮助其姐徐克峻回国。一九五0年,我国驻苏联大使张闻天同莫斯科有关方面交涉,要求将中国共产党员徐克峻从莫斯科纱厂调回中国。工厂领导接通知后,将徐克峻送到中国驻苏联大使馆。

一九五一年,徐克峻终于回到了祖国。组织上考虑到她身体多病,生病时无人在身边照料,又想到她是云南人,其妹徐克娴又在昆明工作,于是决定送她回昆明,工作关系、组织关系决定在云南省妇联。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造反派”到处打、砸、抢,抓人、抄家、贴大字报,批斗老干部,全国的政治空气搞得十分紧张。一九六七年,徐克峻的女婿———北京大学俄语教师阚玉瑶受迫害致死。徐克峻闻讯后即到北京照顾女儿,住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机关宿舍中。“造反派”得知她是地主家庭出身,又曾去过苏联,还在刘少奇领导下做过秘书工作,于是多次批斗了她。在“造反派”的残酷迫害下,徐克峻不幸于一九六八年九月在北京去世,从此走完了她曲折坎坷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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