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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念赵琴仙同志

2009-06-29 09:00:00 阅读:

赵琴仙是我在女子师范时期的同学、挚友,引导我走向革命的终生难忘的同志。全国胜利后,即想为文悼念,迟迟未果,心常不安。岁月不居,忽忽老矣!再不执笔,愧对英灵。所恨云南大革命时期的资料,残缺不全,难于系统寻找。只好根据记忆及几位同志的口述,写成此文。自知不足,然实际如此,也就只能如此写了。

赵琴仙同志是云南人民的好女儿,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一九二八年夏,被云南国民党反动派惨杀于昆明,终年二十二岁。

赵琴仙同志出身于大理的一个贫民家庭。幼年丧父,母亲因生活无着,带女再嫁到昆明。不幸所适非人,误嫁了个烟赌浪荡之人。为了供女儿读书,只好帮人家做针线活,得到一点微薄的工资,还要供丈夫的浪费。赵琴仙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同情母亲的艰苦,厌恶继父的丑恶,培养了她劳动的习惯和嫉恶如仇的正义感。

我和赵琴仙是一九二二年认识的。那时我十七岁,在大弟徐克家(在昆明进中学时即积极参加五·四运动。一九二五年在北京进大学时入党。一九二九年在广东揭阳武装暴动时牺牲)和姐姐徐克峻(一九二六年入党,曾在苏联学习。在国内长期做地下工作。一九六八年在北京被康生迫害致死)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思想的影响下,走出了黑暗沉沉的故乡巍山,到昆明进云南省立女子师范学校读书。那时我年轻,只有一点朴素的革命思想,对中国共产党还不理解。赵琴仙和我们姊妹都是师范第七班的学生。那时云南的女子教育真寒伧,全省只有一个女子师范学校。一班到三班都已毕业。在校的四班到七班,只有大约一百多个学生。外县来的学生很少。无论昆明的或外县的,绝大多数都是地主、官僚、军阀、资本家或高级知识分子的女儿,像赵琴仙那样家庭出身的很少。这就更锻炼了她的坚强不屈胸有城府的性格。

我入学两年后,才和赵琴仙建立了真挚的友谊。记得一九二四年的一天,她在上课时不住流泪。那时我们的校徽是“云中白鹤”。显而易见,是要培养不问政治,陷于污泥中还自诩清高的知识分子。教国文的老师多讲古典文学,而且忽略其思想性,甚至对文法章句也多马虎。各科教师虽配备齐全,但都没有蓬勃的革命思想。多数学生憧憬毕业后上大学,对英文、数理化特别重视。赵琴仙由于家庭条件,没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只是脚踏实地读书,希望毕业后能当小学教师,有点经济收入,减少母亲的劳累。她对现实社会的黑暗认识深刻,和家庭富有的同学亲近不起来。

女子师范学校是赋有革命传统的,早在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时,进步学生陆晶清、丁月秋、商松生等,即已和省立男子一中的学生并肩奋斗,积极参加伟大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启蒙运动。他们毕业后虽已到北京或外国去了,但革命火种已在校中生根。随着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加紧侵略,军阀混战,政治黑暗,通货膨胀,天灾人祸绵延,土匪遍地,民不聊生的情况,打破了青年学生的美梦,感到前途无望,出路茫茫。当时那样的悲惨世界,我们老一辈的记忆犹新,现在生长在新中国的青年,不仅不知道,而且难以想像。

在旧社会暗无天日的情况下,赵琴仙首先感到问题的严重性,研究思索想找出挽救国家危亡的途径。她自知不能升学,也不想升学。她没有权势凌人的社会关系,接触的多是穷苦人民,因为来自人民,对人民有深厚感情。她不像许多同学只想“自己”的出路,她想的是国家民族的出路。那时云南的那条属于法帝国主义的滇越铁路,像巨钳一样扼紧了云南人民的咽喉。通货膨胀,老滇票不值钱,军阀政府每天要用银元去换回法帝国主义手中的票房的滇票。这对云南人民的剥削是巨大的。全省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提倡爱国,抵制洋货,常有打洋行之事。军阀官僚却不惜人民膏血献媚帝国主义。他们知道,他们在云南的统治地位,如果得不到法帝国主义的支持,就不能长久。因此把儿子送到法国留学就和他们残酷统治的利益密切联系起来,和人民形成尖锐的对立。

一九二四年,赵琴仙虽然只是十八岁的青年,但对此罪恶事实已较一般同学有远见。她不喜欢阅读文学书籍,嗜好看报和研究历史。记得有一次,她在阅览室里对我说:“我们中国,如果不革命,就只有灭亡。”——这是她对我思想的第一次帮助。

当她在班上无心上课,独自流泪的那天,放学后我和她到校园里,问她哭的原因。她才把继父对她无理的家庭情况和她对社会对国家的忧虑告诉我。她说:“从前我恨我的继父。现在知道坏人不止他一个。这个社会是产生坏人的根源,必须反对它。我想做索菲亚、秋瑾那样的人,拼一死,流鲜血。但我走后,死后,我母亲怎么办?因此我哭了。我不是为穷而痛苦,我看我们学校里那些娇小姐,也不会有什么幸福。要真正做个人,真正做点人应当做的事,才是幸福。花天酒地,醉生梦死,是耻辱,不是幸福。我不甘心做一个庸庸碌碌终生受压迫的人。我要反抗,要革命。”

我问她:“怎样做呢?”

她说:“到广东去,那里比云南开明。报上登过,广东各界人民要举行国民会议,反对军阀,发对帝国主义。可惜我没有钱,去不了。我真想去看看。”

当时我耽于文学,对政治模模糊糊。听了她的话,很敬佩她的思想。觉得她忧国忧民,远远超过我和一般同学。

一九二五年,女子师范学校改为女子中学。我们是校中的高级班,也是女师的最后一班。快毕业了,同学中的思想波动厉害。升学、婚姻、职业,一古脑儿的问题都来了。当时新书报也不少。《独秀文存》、鲁迅、郭沫若、冰心等的作品,翻译的外国名著,恽代英、肖楚女、杨贤江、侯绍箕、侯绍裘(这几位同志都在蒋介石反共后牺牲了)的革命文章,都通过创造社的刊物,《东方杂志》,《小说月报》、《学生杂志》等广为传播。甚至国家主义的《醒狮周刊》,都源源不断地在学生中流传。知道了有共产党和国民党。经常展开讨论。记得有一次读了易卜生的《娜拉》,讨论鲁迅《娜拉走后怎样》的文章。大家说:“妇女首先要有社会地位,要经济独立。”赵琴仙说:“首先要政治开明。政治黑暗,妇女怎能真正经济独立?那是假的。”有的同学和她争论,但都说不清楚要如何才能彻底解决问题。

一九二五年,霹雳一声,五卅惨案爆发了。长期思想上受压抑的绝大多数学生,感到国家危亡,振臂而起,奔走呼号,要支援上海被英、日帝国主义迫害的罢工工人。省立一中、女子师范学校的全体同学,重新燃起了灿烂的火焰。青年的热烈的心,冲破了苦闷的寂寞。赵琴仙、吴澄(女师第六班毕业生)、徐克峻,做为女校的代表,脱颖而出。和一中联合起来成立了“昆明学生联合会”。又和昆明各界人民一起成立了“五卅惨案后援会”。徐克峻担任女中的学生会主席,赵琴仙、吴澄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为运动打好坚固的基础。他们三人努力工作,学校里爱国主义的革命思想,如火如荼地高涨起来。

那时我和姐姐徐克峻,租一个同学家的楼房住,她父亲是官僚地主。一天,省立一中的几个学生代表去找我姐姐,清一色的白制服,都是年轻的小伙子。她母亲大发脾气,认为青年男女来往,破坏了她家门风,叫我们搬家。赵琴仙发动同学支持我们,我们当天就搬进学生宿舍,没有请示校长学监,打破规章制度,把一间宿舍做为运动办公室。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认识群众力量的伟大。

校长、主任们,希望学生听话,不愿学生卷入爱国运动,而得罪当时的统治者。命令稽查不许学生外出演讲。赵琴仙领导同学连夜做好小旗子,编了小组,准备上街宣传,唤起群众。她建议化整为零,分批外出。同学们把小旗杆插进裙子里,把旗子藏在衣服下面。一颗热烈的心和革命旗帜紧密相连在一块。走出校门,旗帜就飞扬在人民的面前。在当时昆明的封建社会里,成群的女学生到四处慷慨激昂地演讲,这还是第一次。赵琴仙是挺身而出的带头战士。

当时的学生代表,赵琴仙、吴澄、徐克峻,都没有革命实践的经验,然而群众的智慧是无限的,浩荡的革命激流,抵抗住校内外的压力。

正在封建统治和群众的爱国运动发生矛盾时,上海学联派了张致中同志来云南帮助工作。他的到来,对交通艰险的山国学生带来了新的鼓舞和力量,和京泸学生、上海工人取得了进一步联系。群众发动得更广泛,学生的政治觉悟更提高了。赵琴仙的工作深入群众,她善于以明确的语言,朴质的行动,诚恳的态度,说服群众,组织群众。

一九二四,赵琴仙和我们就剪了头发。守旧的人嘲笑我们,叫我们瓢鸡。有几家官僚地主的女儿也在学校里把头发剪了,回家去受到惩罚,第二天,又梳着双髻来上学,不住伤心哭泣。有的家长公开说:“丫头可以剪发,小姐哪能剪?”赵琴仙笑了。她劝同学不要哭,说:“他们今天反对,将来也难免要跟上的。”她是多么有远见。对革命必定胜利的前途,看得多清楚。先驱者的言语长留在我耳畔。她是我要好的同学、挚情的友人,而特别是我的革命引导人。时隔五十年,音容宛在。写此悼念文时,不觉泪随笔下,悲痛无限。

话扯长了,应当回到支援五卅惨案的情况。有一天,赵琴仙、吴澄、徐克峻在校园内召开全校学生大会。怕校长、主任们去冲会场,破坏计划。就在过道的每一个门口,布置了岗哨,订好暗号。校长们来了就逐次通知。因此,当校长们走到会场时,会已解散了。他们设法,也问不出个究竟,只好灰溜溜地走了。在这个大会上,决定公演话剧,筹款救济上海罢工工人。恰好这时,女师革命先辈陆晶清同志回昆明探亲。我们怀着尊敬的心情去求她指导。她热心地每天到学校指导我们排剧。同时,云南“五·四”运动时的健将之一张四维也回到昆明。他会演好几种乐器,胡琴拉得特别好;又会说大鼓,唱莲花落。陆晶清和他不辞劳瘁,每天到校帮助我们。没有多少时间,女学生援助上海罢工工人的游艺会就开幕了。话剧有“孔雀东南飞”、“咖啡店之一夜”、“少奶奶的扇子”和上海学联寄来的如实反映惨案的剧本。另外还有些短小精干的节目。现云南医学附属医院姚蓬心院长的已逝世的夫人王慧媛的舞蹈——“葡萄仙子”,更是哄动一时。赵琴仙为了准备和保管道具,东奔西跑,四处筹借;又还要组织同学负责保卫和维持会场秩序。当时伪军纪律荡然,社会上流氓成群,女学生演戏未被捣乱,实不容易。这说明反帝爱国行动,得到昆明广大群众的支持,但赵琴仙的工作得到学生的拥护,也是毫无意义的。

游艺会卖票所得的三千多元,全部汇到上海。因老滇票币值低落,反动统治者又不允许减免汇费,所以上海罢工工人实际只收到三百多元。数目虽少,但许多同学在运动中得到锻炼,培育了革命思想,为后来在女中建党建团打下了基础。

由于那时的云南政治黑暗,交通不便,通货膨胀,文化落后,必须家庭富有的才能到京泸等地升学,而且一般都要补习一两年才能考进大学,所以能出去升学的人很少。这也是在党组织中云南人老党员少的原因之一。

一九二五年冬,赵琴仙和我们的女师毕业。当时封建势力笼罩云南。例如男女不能坐在一块看戏;看电影时,男人正对银幕,女人则坐在幕后。男女学生不能同台演话剧,男生演话剧男扮女,女校则女扮男。这种落后情况,我们无力打破。直到一九二七年庆祝国际妇女三·八节的晚会上,才男女济济同坐在会场中。因此就招来“灯熄裙破哭三·八”的造谣污蔑。这以后再作叙述。

现在且说我们毕业后是如何走入社会的。当时伪市府增办了几个小学,全市中学的应届毕业生纷纷前去投考教员,粥少僧多,只是少数被录取。未考取的只有设法到外地教小学。女校毕业生,不少人和军官、官僚、地主、大商人……等结了婚。交际、看戏、打麻将、醉生梦死地过着寄生生活。做学生时讲成绩优劣,毕业后则学问知识无足重轻了。谁有钱有势,谁就趾高气扬。有的学问好而为经济所迫,不能不去给人续弦做太太的同学家里,给她的前房儿女做家庭教师。

一九二六年夏,赵琴仙和徐克峻,先后奔赴革命,到了广州。赵琴仙在第三军王德三同志主持的政治训炼班学习。徐克峻进了何香凝先生办的妇女运动讲习所。在学习中两人都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毕业后,赵琴仙回云南,徐克峻则由党派到武汉,在何香凝先生领导的国民党妇女部工作。两人分手时,各怀雄心壮志,互相勉励。谁知一别竟成永远。一九二八年夏,正当青春年华的赵琴仙牺牲于云南。徐克峻在革命途程中历经风险,一九六八年也在北京被康生迫害致死。瞻仰先烈,知革命之不易。当此林、江反革命集团的元凶受审判刑时,后死的我们当如何克服困难,为实现四化而努力工作呵!

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北京发生了段祺瑞政府惨杀了意在援助外交徒手请愿的男女青年三百多人。云南人在北京国立艺专读书的新滇社社员姚宗贤君也喋血牺牲。消息传来,我们惊痛落泪。赵琴仙说:“如果对反革命行动不进行斗争,任其猖狂,那真是中国不亡是无天理了”。我们默默相对,预感到这样下去,国家和自己的前途都无光明可言。如何冲破黑暗呢?我们阅读鲁迅有关三·一八惨案的文章。对《纪念刘和珍君》一文,读了又读。刘和珍是始终微笑着的和蔼的人。我们身边的赵琴仙也是那样的人。

真的猛士,因压迫者的惨酷而奋然前行。赵琴仙、徐克峻就是奋然奔赴广州的。中国共产党的云南地方组织,随着一九二六年李鑫同志王德三同志先后返滇而告成立。从此,云南地下党前赴后继,为革命做出贡献。一九三○年因叛徒出卖,遭受极大破坏,几位领导同志被捕牺牲后,一九三五年,红军长征路过云南时,党又重新建立和发展起来。承先启后,不怕牺牲,努力革命。巍巍三迤的高山峻岭,浩浩长流的滇池江河,一草一木都打上了革命的烙印,多少土地上洒过共产党员的鲜血。

大约一九二六年秋,赵琴仙从广州回昆明。那时我在女中附小教书。她到达的当天我就去看她。她因继父不端,长期一人在学校生活。我去时,她正和几个同学谈广州的情况,傍晚时,和她去到校园。她给我谈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坚决性,国民党左、右派的分歧,苏联人民的幸福生活,以及我姐姐和我弟弟的革命活动。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我觉得她到了广州一趟,变化真大。知道了许多我不明白的事情。她那方方的面孔、乌黑的短发,像一泓清水的明亮眼睛,是那么美丽忠诚,勇敢智慧。如果说她从前是一块硬硬的铁块,现在却是经过炉火锻炼的不锈钢了。她不仅仅是我的同学好友,而是屹立在我面前的亲切的有力的领导者。她给我指出奋斗的目标,前进的方向。

赵琴仙是一位天才的宣传鼓动家。她的言语来自她忠诚于革命的心的深处,朴实坚定,简明有力;加上她为人正派,大公无私,和她接近过几次的人,都会对她产生信赖的感情。

她教我唱了《国际歌》、《少年先锋队歌》。

《少年先锋队歌》,现在很少唱了。我认为把它记录下来还是有意义的。因为在当时它曾对像我那样年轻的人们,给予了初步的革命思想和力量。歌词如下:

走向前去呵,曙光在前,同志们奋斗,

用我们的刺刀和枪炮开自己的路。

勇敢上前,坚定脚步。

我们是工人和农民的少年先锋队。

我们是工人和农民的少年先锋队。

想我们受过多少奴隶劳动的沉痛,

我们的可怜青年不知陷在地狱中,

阴沉黑暗的遗传束缚住我们的思想。

我们是工人和农民的少年先锋队。

我们是工人和农民的少年先锋队。

通过的火炉烤干净了我们的血汗,

由劳动所创造的财富被他人强占。

可是我们从这中间锻炼出我们的战斗员。

我们是工人和农民的少年先锋队。

我们是工人和农民的少年先锋队。

唱了这个歌后,我开始知道革命是为工农大众。过去我认为革命是“为民众争自由,为自由而奋斗。”

五十四年了,我常常唱这个歌。想起 赵琴仙教我唱时的激昂慷慨的情绪和信心百倍的坚强意志,真是终身不能忘记。然而壮士不能长在人间,今天只能对着碧海青天,想念与世长辞的永垂不朽的人!

那时我以小学教师代表的身份,担任省教育会委员。赵琴仙和吴澄引导帮助我写下如下的提案:

一、严禁吸鸦片、贩卖鸦片;

二、剿灭土匪;

三、严惩贪官污吏;

四、收回滇越铁路;

五、增加小学教师工资。

在那军阀官僚的黑暗统治下,这样的提案,岂非与虎谋皮。但讨论时,大家无理由反对,只好通过。算是对靠贩卖鸦片烟发财的军阀、官僚、资本家轰了一炮。接着,她们俩要介绍我加入党领导下的国民党秘密组织。我不同意。心想为什么要加入国民党?第一、国民党革命不彻底;第二、我姐姐弟弟都是共产党员。我必须和他们走一条路。赵琴仙说:“国民党左派拥护三大政策,我们要联合他们革命,帮助他们巩固、发展组织。现在唐继尧反对孙中山先生,提倡国家主义。这个国民党组织是不反对共产党的。我和吴澄已经参加了,你也应当参加。你姐姐、弟弟是我们的同志,将来你也可以参加共产党。”从此,我和她们经常去开会。开会时先读总理遗嘱,然后学习三大政策,讨论国共合作问题。决定要打倒唐继尧,发动工农进行国民革命,并学会了国民革命歌:

“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国民革命成功,国民革命成功。齐欢畅,齐欢畅。”

赵琴仙告诉我:“这个歌很多人容易接受。共产主义只有决心为工农解放奋斗,彻底闹革命的人才能跟上。”

有一天晚上,我和赵琴仙去到吴澄家里。她住在一间小楼上。我们开了楼窗,迎接清光入户。月明如镜,秋意幽凉,讨论创办妇女刊物之事。拟了几个名称,都不满意。还是赵琴仙说:“既然是妇女的刊物,就是妇女的喉舌,妇女的声音,叫《女声》好吗?大家赞成。接着商量组织编委会,决定社址和经费的问题。赵琴仙是住在学校的无家之人。吴澄有父亲和继母在堂,不能自作主张。我是租房子住的,就决定牌子挂在我家门上。拟了撰稿人的名单,男女同志一共也有十几个人。既然有了妇女自己的刊物,妇女有了申诉不平的园地,通过这个刊物,可以发现人才,实现妇女解放,非常高兴。虽然也考虑到可能遇到各种困难,但都是年轻人,初生犊儿不怕虎,说干就干。才出了一期,房东就撵我搬家。搬家后,牌子无处挂了。销路虽还不错,但引起了黑暗统治者的注意,终于无处印刷,发行也碰到许多困难。出到第三期就被迫停刊了。(编者注:现查到的《女声》是七期)现在这个刊物已难找到。十年浩劫前,我曾通过一位同志,在云大方国瑜教授处借阅了他保存的一份。重阅五十四年前和同志们合办的妇女刊物,读到赵琴仙的文章,想到牺牲了的同志,风吹云散的当年的年轻人,不免感到凄凉。同时也为革命终于胜利,妇女得到解放而喜悦。我还记得《女声》停刊后,赵琴仙安慰鼓舞我们说:“不要难过。不能出就不出吧。总有一天,我们的革命刊物要风行全中国。总有一天,整个世界属于无产阶级。”她对革命的信念是如此坚强,以此博得同志们的敬重。时至今天,云南同志、云南人民,还深深怀念她,钦佩她为革命献身的勇敢精神。

一九二七年初,北伐节节胜利,革命潮流高涨,唐继尧的统治已摇摇欲坠,但他垂死挣扎,想抓住曾琦、李璜等的国家主义破烂货,挽救他的危亡。他利用我等,出版报纸宣传国家主义。又在各个学校、各界人民中搜罗可利用的工具。由其子唐小民在唐家花园召集了一个二十多人参加的会议,宣传国家主义。然而日薄西山,大势已去,一批乌合之众,不久烟消云散。当时我党也曾注意他们的行动,给以必要的批判。党秘密出版刊物,暴露军阀官僚的黑暗统治,宣传革命的必要和胜利。革命的刊物传单,由同志们分成小组,夜深人静时塞进居民的住宅。暴风雨就要来到了,无法聊生的云南人民,意识到必将有政治的突变。

在全国革命高潮的影响和党的宣传策动下,一九二七年二月六日,胡若愚、龙云、李选廷、张汝翼四个军长联合倒唐的行动终于爆发。唐继尧霎时间成为光杆司令,交出权力,接受了徒有虚名的总裁头衔。

当四个军长的队伍云集宜良时,各校学生、各界人民,纷纷去见他们,提出扫除弊政更新云南的建议。赵琴仙和一些女学生、小学教师也去了。她面对胡、龙等侃侃而谈。她有在广州学习的理论基础和密切联系群众的革命实践。她的发言使那四个军长不能不表示赞成。归途中,大家称赞她,她却说:“同志们,不要太高兴。唐继尧下台了,这也不过是换汤不换药的把戏。他们都是军阀。现在的任务,是利用这个机会,提高群众的觉悟。革命难啊!”真是言犹在耳,事岂忘心。

不几天,军阀官僚们匆匆召集了云南人民代表会议。我和吴澄被请去当代表。会议匆匆结束,龙云当选为省主席。这就埋下了不久龙胡火并,军阀内战的火种。

这时,王德三同志回到云南,在一九二六年建立的云南地下党省特委的基础上,扩大为省临委,王德三任书记。利用政局不定的机会,放手发动群众,加紧建党工作。发展了工会、农民协会、妇女解放协会、小学教师联合会等群众组织。经常由广州学习归来的赵祚传、陈×美等同志给我们讲课。一时革命火焰,照耀云南。可惜的是,党还年轻,党的骨干多数是学生,来不及深入农村。毛泽东思想又未在党内明确建立领导。这些缺点,在当时的主、客观形势下是难免的。回想起来,真堪惋惜。

一九二七年的三·八妇女节,云南人民举行了第一次规模宏大的示威游行。群众起来了,怒火沸腾了,人民希望从旧社会的枷锁中解放出来。工人农民代表上了五华山,走进堂皇的客厅,坐在柔软的椅子上。妇女冲破了被轻视的藩篱,走进省政府,提出了妇女解放的要求。长期居高临下所谓的大人物,一时瞠目结舌,束手无策。打倒军阀,打倒封建势力,争取北伐彻底胜利的口号声,天天震动云霄。革命的传单宣言满天飞。敌人在寻找他们的新办法,乘机而动。广州国民党右派,派来了他们的鹰犬——以张邦翰为首的圆通派组织国民党右派。这批人到了昆明,蔑视群众,咒骂革命,要打倒共产党,恢复旧秩序,让他们能登上升官发财的宝座。他们奔走权门,出谋划策,要把刚刚挺起腰来的革命群众重新打入人间地狱。咬牙切齿,要把共产党斩尽杀绝。

庆祝三·八妇女节游行时,唐继尧恰好到五华山接受总裁印。当他高坐在四人凸杆大轿内要回私宅时,群众围轿大呼“打倒军阀唐继尧!”据说他平日反动独裁,被群小包围,日日夜夜对他歌功颂德。他利令智昏,毫不醒悟。他连年发动内战,对云南人民犯下的罪行,还自以为护国有功,人民拥护他,有东山再起之望。一旦认识革命群众反对他的威力如此之大,惊骇失措,病得不起。这真是千古独夫的可耻下场。

下午七时在伪省议会召开庆祝三·八妇女节晚会,各校各界各群众组织的代表都欢天喜地参加。胜利情绪,洋溢会场。积压了许多年被压迫被摧残的苦痛,都能尽情发泄了。正在许多同志意气风发地讲演时,突然电灯熄灭了。赵琴仙当即要求大会维持会场秩序,不要惊慌走动。同时有的同志就奔往电灯总开关处,发现被人关了总机,就马上把总机打开,并指定几个人看守总机,防止再被破坏。会场恢复了光明,革命气氛更为高涨。纷纷指责破坏分子,认为是反革命行动!号召提高革命警惕性。这无异给到会群众上了一次意义深刻的政治课。不料次日的《西南日报》,竟用特大字标题,登出了《灯熄裙破哭三·八》的反动文章,极尽污蔑之能事。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赵琴仙和几位同志,紧急动员妇女群众,讨论应付办法。群情愤激,提议先把报馆打了,然后再呼吁各方面革命组织进行援助。于是浩浩荡荡的几百妇女排队出发。沿途高唱革命歌曲,秩序井然,声威浩大。进报社后先派人把守电话,防止报社反动分子请求反动军警干预。然后举斧劈了报社招牌,抱出很多捆报纸在大街上燃烧。以雷霆万钧之势,一霎时就完成了惩办反动造谣的任务。然后又高唱革命歌曲,踊跃而归。这件事轰动了昆明,传播到全省。报社反动分子狼狈不堪,无力反击。各界人民群众,纷纷提出抗议,要求维护革命利益,严惩造谣分子,查封报社。现在我回忆起这场斗争,犹觉满心欢畅。对赵琴仙的组织能力,尤其钦佩!

在我的记忆中,每次斗争,赵琴仙总是站在最前线。这次三·八妇女节游行,也是如此。她思想晶莹,毫无杂念。除革命外,不想别的事。有时想到母亲,她心中难过,但随即又说:“天下苦人多的是,不止我妈妈一个人。只有革命,才能彻底拯救苦难的人。我不革命,不只不能解除妈妈的痛苦,我也必将悲惨一生。我没有可依靠的人,我只有依靠党。”有一天夜里,我们谈到大家的年龄,赞美青春的可爱时,她笑笑说:“年龄正当青春,青春谁不赞美。可是年华流水,青春哪能长在!我们应当把青春献给被压迫的无产阶级,让我们的青春生命永放光辉。同志们,蒋介石已经反共了,全国许多好同志的青春生命,已经惨死在反革命的屠刀下,我们的青春是不平静的呵!”她这番话给我们敲起了警钟。她不愧是革命的带头人。

由于圆通派反革命党棍先后到云南,进行破坏工作,云南的革命形势复杂化了。一九二七年五月,龙云逮捕了一批同志。直到六月间,胡若愚软禁了龙云,为了欺骗讨好人民,才把革命同志释放出狱。在龙云捕人的时候,除少数动摇分子外,革命同志更坚决了。各个革命群众组织并未解体,依然积极工作。圆通派为虎作伥,一心依靠反动势力,为之涂脂抹粉,被群众唾弃。赵琴仙由于在广州学习时,曾和圆通派主要分子罗衡、张邦珍等面对面争论过,因此他们认定赵琴仙是共产党员,恨之入骨,必欲置之死地而甘心。那时年幼的党,缺乏经验,没有在“白色恐怖”即将到来之时,采取隐蔽策略,已经暴露了党员的身份,使党遭受了很大的损失。今天想来,难免痛心。

当胡若愚释放了被龙云逮捕的同志后,我和一些同志又一时麻痹,放松警惕。由于我入党较迟,赵琴仙虽在妇女解放协会、小学教联会中有工作,但她在党内担负的具体工作,我不知道。那时同志间一般只发生纵的关系。由于她和我私交较深,有机会常在一处。她常在劳动妇女中做宣传组织工作,并常用通信、寄刊物方式和外县革命妇女联系,激发她们的热情。浦光宗同志的爱人宋方同志当时在石屏读书,就是因为常和赵琴仙书信联系,在石屏奔走革命并入了党,组织妇女解放协会,以后被迫害才逃到昆明。这样的事例大约不少。赵琴仙真可算是一个散播革命火种的有组织才干的同志。

一九二七年冬,我和她讲,我多日未收到姐姐和弟弟的信,他们可能牺牲了。她从衣袋里取出一张她写的诗稿给我看,诗是这样写的:

“压迫阶级里,咆哮着讨赤。赤哟,社会精华所寄,人类生存所倚。革命的人们在哪里?速起共同争斗。争的是赤哟,争的是共产毫无疑。”

我沉默无语,看了好几遍。她要我和她共同修改。但又随手撕了,说是留着无用。此情此景,如在目前。她是个埋头苦干,心胸坦荡,不考虑个人得失的人。常常一睡下去就睡熟了。同志们常羡慕她的大智若愚。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省委在昆明得胜桥边租了一所楼房,开办训练班。那时省委似乎对云南的阶级敌人即将残酷进攻革命估计不足。记得王德三给我们上课时说过:“现在全国都在反共,云南没有动。这说明云南敌人的软弱。从前沙俄在帝国主义中是落后的,革命首先成功。云南也许会如此。”当赵琴仙来训练班时,我和她提到这个讲话。她沉思了一会说:“我不同意这个说法。反动统治者和圆通派们,已经准备整我们了,只是他们忙于内哄火并。龙云现在虽然把胡若愚赶跑了,还要收拾李、张和胡的残部,来不及动手。我们应当认识到,我们是提着头闹革命的。”可惜训练班开办一星期后,就被敌人发现,只得匆匆解散。因为同志警惕性不高,并没有做好对付敌人突然进攻的准备工作。

训练班解散后,党给我们一个任务:用妇女解放协会的名义,春节期间举办游艺会演出话剧,为党筹措经费。那时云南的假期,寒假长,暑假短。我们利用这个条件,组织同志和革命群众,成立了游艺会筹备会。赵琴仙没有参加演戏,但她夜以继日地做了许多组织工作。她态度和蔼,做事认真,处人处事比较全面,对会务各方面的工作起了很大作用。

一九二八年春节前,游艺会工作已经就绪。海报已经贴出,准备春节公演。夜里十点钟左右,我们结束彩排回家。归途中,几个人约着到小卖店里吃宵夜。杨静珊同志说:“今天妈妈告诉我,街上谣言很多,说云南共产党要在小三十晚上暴动。”那时一九二七年十二月的广州暴动失败不久。我们拥护那场暴动,惋惜没有取得胜利。但云南党从思想上、力量上都没有准备暴动。我们知道有这样的谣言,大吃一惊,预感到将有暴风雨来临。大家说:“回家去清理一下东西,小心点。”分手时,赵琴仙目光炯炯,含情的说:“同志们,明天见。希望游艺会能够开成,党的经费很困难。我们一定要完成这项任务。”“我们都愤怒难忍,想到全国各地被惨杀了的同志;想到种种毁谤党的谣言污语;想到从省委到各级同志的艰苦生活;想到即将到来的横祸。看着赵琴仙走去的背影,看出她有沉沉的心事。只希望第二天能见到她。谁知这一别竟成了永别,时至今日,她已为革命牺牲五十二年了。

我们当时确实还年轻,没有经验,知道敌人要下手了,知道应当做准备,然而想到还有明天,没有回家,竟到陈霁秋同志家过夜去了。

等待着我们的明天,是风云突变的明天。天还没有破晓,敌人全副武装的军警就破门而入。杨静珊急中生智,叫我们快走,她一人跑到后园鸡厩里去了。我们来不及起床,敌人就到了屋里。他们翻箱倒笼,折腾了一阵。陈霁秋掩护了我,丢下小孩被捕了。我仓皇走出她家。恰是大雾迷天的天气,哪里去呢?只好到两个外县来的同学处呆了一天。夜里只好又回到自己住处。幸好刚搬家不久,未被敌人发现。

省委书记王德三是那样勇敢机警。在白色恐怖下,他计划对敌展开斗争,又关心同志们的安全。哪些同志还能公开露面,哪些非撤出昆明不可,他都做了精心的安排。指挥负责交通的同志,探听未被捕的同志的下落,指定出走的地方。先后撤出了一批同志。我和六个同志到了镇源县。

这样的好省委书记,当时大约只有三十岁左右。他坚持工作到一九三〇年初,终因被叛徒彭祖祜出卖而英勇牺牲。然而在十年浩劫中,混进“造反派”的国民党的残渣余孽,却在昆明街头贴出大字报,说他是大叛徒。当时人妖颠倒,是非混淆,黑云压城,谁敢替他辩白。只有在“四人帮”彻底粉碎的今天,才能还他烈士的真面目。

我们离开昆明时,不知道赵琴仙同志的行止,担心她会被捕。负责和我们七人联系的交通同志秦美,也不知道他消息。月黑之夜,我们在篆塘上船时,秦美来送我们。这一别,也就成为永别。一九二九年,他为革命牺牲了。

国民党反动派逮捕革命同志后,就施展淫威,全市戒严。强迫小学教师清查户口。

根据现有的资料,赵琴仙同志大约是在一九二八年春被捕的。被带上脚镣手铐,关进监狱。在监狱中她替同志们带孩子,劝导同志们要保持乐观情绪,革命最后是会成功的,在“法庭”上坚强英勇,和敌人进行说理斗争。敌人恨极了,用老虎凳的酷刑折磨她,使她几度昏死过去。大约是在一九二八年夏末秋初,她和共青团员陈祖武同志,非党同志罗采,被游街绑赴刑场。那天,细雨丝丝,天空惨淡。她回头招呼陈、罗二同志说:“我们呼口号。”一时间,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土地革命,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的革命口号呼声,响彻云霄。林立街旁的群众,无不同情革命青年革命活动,有的竟至流泪叹息。有几个小学生,跟在她后面哭喊:“赵老师,我们舍不得你。你不要死啊!”一直跟她到刑场,哭倒在地。现在在河北省工作的共产党员张毓同志,就是当时哭喊的一个小女学生。人民音乐家聂耳同志,和现在云南省建系统工作的老干部陈奔同志都是她的学生。他们都深受她的革命思想和作风的熏陶,坚决为社会主义事业奋斗。今天还有许多六十岁左右的人想念着她。凡是认识她的人,提起她,无不肃然起敬。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先驱者的鲜血,为革命献身的精神,永远鞭策着我们!

一九二九年,省委书记王德三同志曾为牺牲了的赵、陈、罗三位同志写了哀悼的长诗。中间有下列的句子:

“去年今天,你们舍了生命,开着一朵朵红花;你们为了劳苦群众的幸福,将赤血遍洒;你们死后遭了虐待,生前受尽拷打!

“残暴军阀把酷刑摧折了向阳的嫩芽!啊!我们至爱的同志!你们为人类负着荆棘的十字架!”

* * *

啊,永垂不朽的赵琴仙同志,安息吧!

云南人民永远怀念你!

一九八一年二月于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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