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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健康与大理女性

2012-05-15 09:42:00 来源:大理日报 阅读:

历史上,大理女性承受着非常大的生育压力,生育对于她们来说就是头等大事。在“早生贵子、多子多福、养儿防老”以及“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观念的影响下,她们普遍地早育、多育且不加以间隔。她们如果没有生育男孩,就会被骂为“绝户头”;如果没有生育子女,就会被骂为“绝后”。这种生育观的形成与人们生存环境的封闭和不流动有关,也与传统文化中重视生育子女、在生育中重男轻女的思想有关。当时的大理女性生育子女时,大多是由有过生育经验的老年妇女来接生。这些老年妇女除了一把剪刀,没有其他器械,也没有消毒常识。因此,当时大理地区人口的出生率虽然很高,但是成活率却很低,每年都有很多产妇和婴幼儿死于产褥热和脐带风等疾病。

建国前,一些有识之士在国内外新思想的影响下,对大理女性的生育提出了自己的想法,且身体力行地实践这些想法。例如,旅居上海的大理人赵康节在新思想的影响下,曾于1936年提出家乡应改变多子多福的习俗。但是,建国前大理地区商业的繁荣所引发的外流经商解决了很多人的职业问题和多子女所带来的经济压力,因此,多子多福的观念以及多生多育的行为在当时的大理社会仍占据主导地位。

建国后,大理女性的生育跟随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变迁。这些变迁主要发生在生育水平、生育模式、生育健康等方面。

建国后,大理女性的生育水平总体上经历了从高到低的变化。这些变化不仅与计划生育政策在大理州的深入贯彻执行有关,更与当地经济的发展、文化教育水平的提高、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有关。

1962年以后,虽然中共大理地委、人民委员会根据中央和省的指示精神,先后在各级成立了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和办事机构,开展了节制生育的宣传教育与技术指导工作,但是传统生育观与人民生计的改善以及新法接生的推广相结合,导致在1952年至1970年期间(不包括1958年至1961年的困难时期),大理女性的生育仍然处于较高的水平,多生多育仍然是一种普遍的行为,出现了建国后的第一次和第二次生育高峰。

20世纪70年代初期,党和政府面对大规模、高速度增长的人口形势,开展了计划生育,以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促进资源、社会、经济与人口的协调发展。1972年以后,根据国务院[1971]51号文件精神,大理州及各县(市)、公社的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相继恢复了工作,重新设立了办事机构,开展了计划生育试点工作。在开展计划生育工作的过程中,大理女性积极响应“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的号召、逐渐接受了“晚、稀、少”的观念,生育水平迅速下降,实现了从较高水平向较低水平的转变。

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为了深入持久地贯彻计划生育这一基本国策,1983年10月,大理州政府撤消了大理州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建立了大理州计划生育委员会。随后大理州又于1988年成立了州、县级的计划生育宣传技术药具管理服务站,负责计划生育宣传、技术指导和避孕药具管理,以及计划生育干部培训等工作。与此同时,大理州、县、乡镇、村(办事处)级及部分企业相继成立了计划生育协会。这些协会发挥了密切联系群众,落实政府生育政策的纽带作用和综合治理的协调作用。1980年至今,大理州执行的计划生育政策除1984年至1991年期间执行的是《关于大理州少数民族计划生育的决定》外,与全省、全国的政策是一致的。2002年之前,大理州主要执行中央政治局常委于1988年3月在讨论计划生育的“纪要”时,明确提出的我国计划生育的政策以及《云南省计划生育条例》。2002年9月1日之后,大理州主要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全国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管理条例》,以及修改后的《云南省计划生育条例》。上述大理州各级计划生育管理机构的建立,以及计划生育政策在大理州的深入贯彻执行,还有大理州经济的发展、文化教育水平的提高、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使得当地女性的生育从1980年至今始终处于较低的水平。

生育模式指的是在单位时间内(通常指一年),每个育龄妇女平均活产婴儿数的情况。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部分大理女性从过去在生育上“重男轻女”转变为“生男生女都一样”,但是广大大理女性的生育模式仍然处于早育、多育且不间隔的状态。20世纪70年代之后,大理女性的生育模式发生了重大的变迁,从早育、多育且不间隔转变为晚育、少育且间隔,晚婚率、节育率、独生子女证领取率不断上升,而多孩率则不断下降。其中,晚婚率在1980年至1985年期间曾一度下降,这主要与1980年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以新的法定婚龄取代原来行政上规定的最低婚龄有关。独生子女证领取率在1984年至1991年期间曾一度下降,这与该时期大理州执行《关于大理州少数民族计划生育的决定》有关。

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丁克”家庭在大理州的出现意味着极少数大理女性的生育模式已经从晚育、少育且间隔转变为放弃生育。这部分“丁克家庭”的出现在“生与不生”的问题上引发了生育观念的变革。

据1994年开罗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的《行动纲领》,生育健康指的是在生殖系统及其功能和过程所涉一切事宜上身体、精神和社会等方面的健康状态,而不仅仅是没有疾病或不虚弱。建国初期,大理大部分女性不仅缺乏生育健康知识,而且患有各种妇科病,再加上采用的是旧法接生,因此,当时大理地区孕产妇和婴幼儿的死亡率均很高。在新法接生推广后,孕产妇系统管理率、住院分娩率出现上升的趋势,孕产妇和婴幼儿的死亡率则明显下降,人工流产率逐年下降,节育手术并发症发病率未超过0.30%,始终维持在较低的水平。

总之,建国后大理女性的生育水平经历了从高到低的变化,生育模式实现了从早育、多育且不间隔到晚育、少育且间隔的转变,甚至发展到放弃生育,生育健康得到了极大地改善和提高,其生育变迁的最终方向应该都是以实现较低的生育水平、优良的生育模式、高品质的生育健康为目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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